2025年6月24日，日本本州岛尚未出梅，细密的雨丝浸润着大地。
北陆新干线刚刚开通的路段，缩短了福井往来东京的时长，却丈量不出长谷川清司经年累月的奔波。
埼玉县伊奈町刘书卿的旧居内，一场来之不易的对谈正在进行。长谷川不时低咳，井芹龙野戴着口罩——纵然身有微恙，可彼此的眼神却穿透层层阻隔。井芹龙野的日语叙述间，情到深处总会蹦出带着东北腔的汉语普通话，恰似历史的回声。
记者：长谷川先生，在您这段漫长而孤独的追寻之旅中，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您，让您即使面对重重困难，也能坚定不移地走下去？
长谷川清司：支撑我的力量，首先源自我与刘书卿老师夫妇深厚的师生情。每当刘老师谈及二哥刘芳生被捕，总会眼含热泪，怅然若失的神情里交织着愤怒与悲伤——这样的场景，我见过无数，多得数不清。那一刻，我便迫切想弄清：她先生井芹贞夫老师创办的“哈尔滨大陆学院”究竟是怎样一所学校？这所学校与刘芳生烈士有何关联？以及这位考入哈尔滨法政大学的进步青年，是如何像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主人公一样，毅然跟随中国共产党，在反满抗日的洪流中，奉献出他光明而短暂的一生。
这仿佛是两位老师托付给我的课题，是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。2009年8月，我退休后便决心赴华调查真相。上大学时我主修日本中世史，曾通过古文典籍进行严谨的实证研究，这种研究方法早已成为习惯，研读史料时非但不觉得辛苦，反而因发现新线索而乐在其中。我渴望结合时代背景还原历史细节，并将真相汇报给他们的独生女井芹龙野女士——否则，我始终无法释怀，深感愧对恩师。
同时，我还担心“哈尔滨大陆学院”以及刘芳生烈士的英勇事迹会被历史掩埋。我决心将其整理成册并出版留存，更希望有朝一日，刘芳生能与已陈列其中的大陆学院另外两位烈士一起，列入东北烈士纪念馆“法政大学事件”的展板，让更多后人知晓，中华民族曾有这样一些为国捐躯的英雄。
这份对恩师的承诺、对历史的敬畏、对真相的执着，便是我从未想过放弃的动力。
记者：您能分享一些早年在日中学院（日本历史最悠久的汉语专科学校之一，前身是“仓石汉语讲习会”）、东京汉语讲习会等学习汉语的难忘经历吗？特别是两位老师如何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了您的人生选择，乃至投身于社会正义事业？
长谷川清司：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，日本掀起汉语热。那年10月，我大学毕业后半工半读，在东京神保町内山书店二楼的日中学院夜校结识了刘书卿老师。她以纯正的汉语普通话和充满生活气息的生动教学，为我开启了通往中国文化的大门。当时许多汉语教材充斥口号，读来枯燥，而刘老师和井芹老师的自制讲义却别具一格，满是烟火气，例如“美女来买东西，多少都会给点优惠哦！”这让我明白，语言本就该扎根老百姓的生活。
更重要的是，两位老师从不回避历史与政治。他们常在课间讲述战时哈尔滨的往事。他们经历过战争，比谁都懂“语言能成为凶器”。他们认为，学习汉语绝不能脱离近现代史的背景，否则中日摩擦就可能因小事而意外爆发。这种“政治、历史与语言密不可分”的理念，在我心中深深扎根。他们常说：“要学能与老百姓交流的汉语。”
1979年我赴北京工作一年，井芹老师叮嘱我定期汇报见闻，我将日常汉语记录下来寄给他，他用红字密密麻麻进行批注。这些内容后来编成我的首部著作《眼见耳闻的汉语》，由日本毛泽东研究权威竹内实教授撰文推荐——1960年，竹内实曾作为日本文学代表团成员访华，受到毛主席接见，同行的还有团长野间宏以及后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。
1983年回到家乡后，我秉承恩师教诲，仿照井芹教室（东京汉语讲习会）的模式，经一年筹备，在自家开办了福井汉语讲习会。白天在建筑公司上班，晚上每周两课，四十年如一日，节假日从不间断，每年9月还会与学员集体朗读《中日联合声明》。我始终坚守一个原则：若有人学汉语是为了侵略或管控外国人，我会礼貌拒绝入学——这正是两位老师耳提面命的教诲。
到了21世纪初，大量中国研修生来到日本，在许多“脏累险”的岗位上支撑着日本经济发展。然而，他们常因语言不通、不了解日本劳动法而遭受不公，甚至被拖欠工资。我妻子一句“你学汉语到底是为了什么？”推了我一把。我想，或许我的汉语技能能为这些弱势群体提供帮助。于是，我从2003年起成立“外国人研修生问题联网组织福井”，并担任代表，二十年来无偿为近五百名中国研修生提供法律援助。倾听他们带着浓重方言的诉说时，我才真切体会到两位老师说的“听懂老百姓的话”有多重要——唯有听懂他们的心声，才能为他们整理诉求、伸张正义。这一切，都源自两位老师“为人民服务”“济弱扶倾”精神的感召。他们的言行和人生态度，始终指引我学汉语是为了沟通和帮助，而不是为了侵略或管控。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，塑造了我的人生轨迹，让我懂得：真正的学习，终要服务于良知与正义。
虽然谈不上轰轰烈烈，但我以扎扎实实的努力践行着初心——“学好中国话，为日中友好起桥梁作用！”
记者：您在质问信中，除了细数泉屋利吉的罪证，还特别戳破了他自诩战后“十日归乡”的谎言。请问，泉屋利吉作为一名特务，他是怎样做到在战败后那样混乱的时期，仅用十天就撤回日本，甚至还以此自夸呢？揭露这背后真相，对于撕下他伪善面具的重要性又体现在何处？
长谷川清司：泉屋利吉在《忧国之士忧国之词——泉屋利吉先生语录》中宣称，即便在8月9日苏联出兵、战况恶化之际，仍有“心灵相通的中国人和朝鲜人”相助，才得以迅速回国，以此抬高自己，掩盖在哈尔滨的滔天罪行，这简直一派胡言！
长谷川为翻译110万字金成民著《日本军细菌战》查阅了大量731部队资料。
我调研了大量资料，证实当时被侵略人民对日本军人和特务恨之入骨，绝无可能主动相助。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快速地潜逃回国，主要原因有二：
首先是利用了自己在伪满时期通过金钱收买的汉奸和爪牙。泉屋利吉曾自诩“行走在钞票上的男人”，他在哈尔滨特务机关资金充裕。那些他口中“多年培养的部下”，实则是协助其间谍活动的密探。战败后，这些人深知清算在即，与泉屋一同逃窜只为保命。何来“心灵相通”？泉屋将这种基于利益和罪恶的合作，恬不知耻地美化为“帮助”，实在荒谬。
更关键的是与731部队的黑暗关联。泉屋利吉担任伪满特务期间，尤其在1941年至1945年间，他所就职的伪哈尔滨警察厅多次将反满抗日被捕者作为“人体实验”材料送往平房基地。他正是靠这些人脉：731部队中，金泽籍人士极多——队长石井四郎虽非金泽出身，但曾在金泽四高求学，与当地渊源深厚；其“得力干将”增田知贞军医大佐，以及负责基础研究及结核班的联络官二木秀雄均为金泽人——而泉屋本人同样出身金泽。这种地域纽带，加之731部队败退时大量人员涌向金泽设立临时本部的背景，为泉屋快速返乡提供了便利。据泉屋回忆录记载，他的撤退路线（哈尔滨→长春→吉林→通化→满浦→平壤→首尔→釜山→山口县东萩）也印证了这一点：参考同期731部队的败退记录（参见石井四郎《1945年战败备忘录》、常石敬一《731部队全史》等），若无内部接应，短短十天内绝无可能完成。
揭露这些，意义远不止戳穿一个谎言。731部队的军医们战后摇身一变，成了血库创始人、制药公司高管，在医学界粉饰太平；而泉屋则躲进教育界，以所谓教育理念包装自身，道貌岸然地立足于世。他们从未反省，只用沉默与谎言掩盖罪行。作为知晓真相的人，揭露这种伪善是责任——唯有撕开他们的假面，才能让世人看清：那些披着“和平”“教育”外衣的人，脚下可能踩着无数无辜者的白骨。这不仅是对历史的还原，更是对所有受害者的告慰。
特务泉屋利吉等败逃路线（此图仅作路线结构示意，不作实际地理依据 ，所经地名为今名）。| 徐晓斌制图
记者：井芹龙野女士，您与这段历史有着血脉相连的羁绊——出生于哈尔滨，成长于中日结合的家庭，又是刘芳生烈士的外甥女。这份独特的家族背景，以及您对舅舅刘芳生烈士故事的追寻过程，对您的人生观和中日关系理解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看着长谷川先生为还原真相长年奔走调查，您的心情又是如何？
井芹龙野：我1948年4月4日出生在哈尔滨，1953年9月9日随父母赴日。虽然那时我还很小，对战争的残酷没有直接记忆，但那份悲伤的“底色”似乎是与生俱来的。
我父亲井芹贞夫，曾是《朝日新闻》驻中国特派记者，在天津南开大学学习中文。后来，因与我母亲刘书卿的二哥刘芳生相识，与我母亲结下了不解之缘。然而，令人遗憾的是，包括我二舅刘芳生在内，母亲的两位兄长都惨遭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。二舅自被捕后便一直下落不明，身为日本人的父亲井芹贞夫也曾多方打听，却始终杳无音信。外祖母因日夜忧思牵挂，最终在1945年撒手人寰——她到死都没能等来二舅回家的消息。
在如此沉重的背景下，父母的婚事曾遭双方家族强烈反对，唯有外祖父展现出惊人的开明。他认为女儿与女婿的心意最为重要，从未表示反对。甚至战后在母亲犹豫是否要随父亲赴日时，外祖父还鼓励她“家人无论如何都要守在一起”，自己却最终未能与女儿再相见。外祖父定是全然信任父亲的人品，才肯将最疼爱的女儿托付于他。父亲常常感念这位中国老人家的宽广胸襟，那张记录着外祖父慈容的照片，我一直珍藏至今。
战后，父亲险些被送往西伯利亚，幸得中国友人相救，这份恩情让他深怀对中国的眷恋。他本想一辈子留在中国，在我出生时便决定了：无论男女，都用故乡熊本县的地名“龙野”为我命名。这让我从小就明白，沟通与理解的价值，远超仇恨与对立。
1953年，父亲接到最后一批返日的通知。在我们动身前往日本前，父母曾发生争执。母亲实在放心不下外祖父——家里只剩他一个人了。政府的同志宽慰她：“你父亲是烈士家属，国家绝不会亏待他，放心去吧。”正因有着这样的过往，他们始终坚信中日两国绝不能再经历不幸，于是倾注全部热情，通过汉语教育推动中日友好。父亲总在我耳边叮嘱：“语言的破坏力有时胜过武器，使用时千万不可大意。”成长在这样的家庭，我自然而然地生出一种强烈的信念：只要能为日中友好略尽绵薄之力，再苦再累也在所不辞。
说起对二舅的记忆，因为他加入了地下党，真实身份对家人是绝对保密的。自他被捕后整整十四年间，全家人都不知道他的下落。直到有一天，在哈尔滨南岗的公交站，这个谜底才揭晓。我大约三四岁时，正值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，公审残害抗日志士的伪哈尔滨警察厅特务，大街小巷的墙上贴满彩色壁报，上面画着“法政大学事件”中的七位烈士受尽各种酷刑的惨状。我和母亲在站台等车，只见她突然失声痛哭，疯了一样撕下壁报紧紧抱在怀里，久久无法平静。后来才知道，壁报最下方的牺牲者姓名“刘世政（刘芳生）”，正是我的二舅。
2009年起，母亲的得意门生长谷川先生开始调查，他将舅舅的牺牲细节，以及加害者的真实面目，一点点呈现在我面前。这种从模糊记忆到清晰事实的冲击，是巨大的。那些资料过于残酷而真实，我无法一口气读完，屡屡中途停下，心中交织着愤怒、悲伤与无力感，最终都化作泪水，难以自已。
这份追寻，本该由我来完成，实在羞愧难当，只觉自己力有不逮。父母当年没说完的话、没厘清的痛，他替我接上了，帮我解决了“如何将历史真相、反战精神传递给孙辈”的苦恼。他的追寻如此耗费大量精力与时间，实在令人感佩。在收到他所制《哈尔滨大陆学院》那本册子，听到CD里收录的母亲讲座原声时，我想，父母若在天有灵，定会无比欣慰吧。
长谷川长年累月调查刘芳生及哈尔滨大陆学院积累的大量资料文件。
记者：您说外祖父刘文田是位“了不起的人”——两个儿子被日军杀害，却仍能接纳日本女婿，允许女儿远嫁。这份胸怀对当下的中日关系有何启示？
井芹龙野：外祖父的这份大爱，每次回想都让我动容。在那个国仇家恨、个人痛苦达到极致的时代，他承受着丧子之痛，却没有被仇恨蒙蔽双眼。就像当年悄悄解开我母亲的缠足布，反抗封建压迫一样，他懂得把“日本军国主义”与“井芹贞夫这个普通人”分开来看：前者是施暴的战争机器，后者是真心待女儿、认同和平的个体。仇恨该对准罪恶本身，而非特定民族的全部。
他明知女儿与我父亲情投意合，为了女儿的幸福和家庭的团聚，他愿意承受骨肉分离的痛苦。这种“放手”对他而言，是另一种牺牲与升华：以个人的思念为代价，换得小家团圆的可能，更成为珍爱和平的象征。这份牺牲与我二舅刘芳生为抗日献身，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面对战争的完整态度——既不屈服于暴力，也不困于仇恨。
对我而言，外祖父、二舅和父母的故事，正是中日人民可以超越历史伤痕、建立深厚友谊的证明。这启示我们：真正的和平不在口号里，而在人与人的真心相通中——这或许就是我们家族留给后代最珍贵的精神遗产。
东北烈士纪念馆今昔对比图，右为前身伪满哈尔滨警察厅。| 受访者供图
记者手记
致和平：一场未竟的坚守
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，那就真真死掉了。——鲁迅
1945年8月11日，距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仅剩四日，鲁迅笔下那位吾师之中“最使我感激，给我鼓励的”藤野严九郎先生与世长辞。他或许未曾想到，八十年后，一位来自其故乡福井的老人长谷川清司，亦是怀揣着对恩师的深深敬意，续写着跨越国界的坚守：退休后远赴冰城，奔波于街巷与故纸间，找线索、核细节、记真相，甚至两度致信刽子手后代——只为让中共英烈刘芳生的名字从历史尘埃中醒来，让“马革裹尸还”的壮语不再蒙尘。
恰如藤野先生为鲁迅一一订正解剖图时的严谨，长谷川以民间之力填补着历史叙事的缝隙。他不是专业学者，却用十六年的自费调查追寻真相，串联起烈士就义、加害者沉浮的完整证据链；他不是外交家，却以“语言是桥不作凶器”的信念，在福井汉语讲习会坚守四十载，让每个汉字都生长着善意之根。
在这场跨世纪的追寻里，有令人齿冷的对比——刽子手泉屋利吉战后摇身变为“教育先驱”；也有穿透时空的温暖——日本父亲因中国友人相救而对华感恩，中国姥爷超越国仇家恨将女儿托付给日本女婿，日本老人为还原中国烈士真相长年奔走……这些点点滴滴的和平接力，都在小心呵护那道战争之痂，让它成为历史之鉴、后事之师。
如今，日本福井汉语讲习会的教室里，一幅中国大地图赫然在目。地图上，一条醒目的手工红线勾勒出中国工农红军艰苦卓绝的长征路线，那仿佛是长谷川心中的精神图腾——“红军不怕远征难，万水千山只等闲”，只要有了崇高的理想信念，就会催生战胜一切的力量。
当他带着大陆学院的老照片重走哈尔滨中央大街，带着刘芳生的资料回到当年刘芳生受酷刑之地——如今的东北烈士纪念馆，他仿佛也在完成一场跨越国界的“精神长征”：不是为了延续仇恨，而是只为让刘芳生们用生命守护的尊严，成为两国人民共通的语言。历史的清算从不是歇斯底里的声讨，而是像长谷川这样，用日复一日的坚守，让真相成为常识，让良知成为本能。
此刻，精神地图上的长征红线仍在延伸。只要还有人记得刘芳生的微笑、藤野先生的批注、长谷川的脚步，这场为和平奔走的长途跋涉，就永远在路上。而每一步，都是对鲁迅先生那句名言最鲜活的应答——让死者活在活人心里，让和平活在世代接力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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